全球經濟自從金融風暴後進入一段衰退期，先進國家的成長乏力，新興國家如印度、巴西、蘇俄、中國等也都出現成長趨緩或停滯的狀態，低度開發國家的成長變動很大且乏善可陳。先進國家自2011年到2016年的全生產要素（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平均成長只有0.3%，新興及開發中國家約1.3%。全球競爭力報告有鑒於第四次工業革命改變了傳統產業與商業的競爭態勢，於2018年設計新的競爭力指標GCI 4.0。2019年仍然繼續沿用此架構，以四大構面的12支柱共103項指標來呈現生產力的效能決定要素，並以0-100分來為占有全球99%GDP的141個經濟體進行競爭力評分排名，四大構面如下：
一、致能環境：包括體制、基礎建設、ICT應用、總體經濟穩定度。
二、人力資本：包括健康、技能。
三、市場：包括產品市場、勞動市場、金融體系、市場規模。
四、創新生態系統：包括商業活力、創新能耐。

整體看來，全球平均指數為60.7分，距離滿分有接近40分的距離。在這12支柱中的落差持續擴大，只有健康及總體經濟穩定度還算穩定，落差小於30分，而在創新能耐支柱的落差最大，即使是先進國家與排名最前國家有段落差。產品市場支柱是唯一較去年下跌的項目，雖然只有0.6分的微幅下跌，但也顯示出國際貿易的緊張程度，減少了市場擴張的機會。無論如何，2019年整體競爭力指數較去年進步1.3分、主要受惠於ICT應用的普及，但國家間的落差仍然存在。然而，當中仍有41國較去年落後，包括5個G7國家：美國、日本、德國、英國及加拿大，其中尤以德國的衰退最大。面對這波成長疲弱卻又不如大衰退來得嚴重的困境，難以用刺激需求來促進成長，政策選項少了許多。慣用的貨幣政策雖可減緩金融危機的負面效益，但過度寬鬆恐危及生產力成長，財政政策或許是在結構改革後比較有利於創新及促進包容的政策工具。而在技術整合及人力資本投資之間取得平衡或許是下個未來十年激發創意、提高生產力的關鍵。

全球競爭力的國家排名前十名依序為新加坡、美國、香港、荷蘭、瑞士、日本、德國、瑞典、英國、丹麥，與2018年排名相較，進步最多的是香港，前進4名，其次為荷蘭，前進2名。退步最多的是德國，退步4名；而芬蘭仍與去年相同，排在第11名。台灣在2019年排名第12名，較去年進步1名，在12支柱中9項較去年進步，其中又以總體經濟穩定度、創新能耐及金融體系表現最為優異，分居第1、4、6名。其餘亞太國家，韓國較去年進步2名排名第13名，澳洲第16名，以色列第20名。到台灣為止的前12名國家，競爭力指數都在80分以上，可說是全球競爭力的前段班。金磚五國中，中國以第28名領先蘇俄（第32名）、南非（第60名）、印度（第68名）、巴西（第71名）。

由於第四次工業革命雖然為許多國家帶來創新發展的機會，過度強調經濟發展卻為社會與環境帶來許多新興的挑戰。特別是氣候變遷影響幾億人口，更加劇了社會不平等、不穩定以及社會流動的減少，因而造成失去認同與尊嚴、社會結構弱化、對體制的不信任、政策流程的幻滅、社會契約的瓦解等破壞社會凝聚力的現象。從全球經濟的趨勢來看，驅動生產的因子也逐漸走弱，種種跡象顯示，經濟與社會、環境的發展不能各彈各調，亟需融合成為一個兼具包容與永續成長的議程，因此本版加入2段與競爭力相關的深入報導，包括競爭力與環境永續、競爭力與社會凝聚，主要在於強調不能以取捨方式來權衡輕重，而是要創造雙贏的政策空間，以打造一個具生產力、低碳且包容的經濟體。證據顯示，同樣競爭力的國家在經過多年政策的驅使下，可以產生截然不同的環境與社會效益。以英國的社會流動為例，要經過 5代才能讓低收入家庭到達平均收入，但與英國相同競爭力指數（GCI=81.2）的丹麥，卻只要2代的時間。類似的狀況，丹麥與烏拉圭在提高再生能源的比例相當接近，但國家競爭力卻天差地別。因此報告特別強調，經濟成長必須兼顧社會包容與平等、環境友善，才能夠讓經濟與社會永續成長。深入報導單元介紹如下：

一、環境永續、成長與競爭力
隨著經濟發展，天然資源快速消耗，雖然在農業革命與工業革命之後，技術的進步解決了糧食與能源的問題，但是隨著人口的增長以及工業不斷發展，資源即將耗盡。2009年自然期刊列舉10大影響生態的負面因子，其中3大迫在眉睫的因子包括：氣候變遷、氮循環及生物多樣性流失，對糧食生產以及能源的應用恐將產生重大影響。特別是未來人口的增長，預計到2050年全球人口將達90億，地球的資源恐不堪負荷。在種種因素交錯影響之下，未來的成長很可能受到限制。如果將促進經濟成長的要素加以解構可以區分為勞動力成長、實體與天然資源投入以及全要素生產力成長，其中又以全要素生產最為核心，可作為評估生活水準的因子，這也是之所以作為GCI 4.0重要原因。在邁向低碳經濟的大趨勢之下，環境導向的TFP越來越受到重視，而氣候變遷及各種汙染將導致環境導向TFP的減損，能源及水也將限制生產力成長的空間，因此高度競爭力的國家紛紛積極發展低碳經濟。
競爭力較強的國家通常擁有較好的創新生態體系、人力資本、基礎建設、創新能力與技術水準，因此能源轉型較為順暢，例如丹麥及芬蘭，都是競爭力既強且清淨能源發展良好的國家。但是由於政策選擇不同，美國對於非再生能源的依賴較深，能源轉型指數較北歐國家為差。而新興國家中的中國與印度也有迥異的發展，中國雖然投入1,320億美元發展清淨能源技術，但是對非再生能源的利用仍然持續走高，而且燃媒電力成長預期將持續至2027年，到2040年的能源組合可望以太陽能及風能取代40%的能源利用。針對維持未來永續發展，報告提出4項政策建議：
（一）開放國際合作：永續是全球議題，不是單一國家政策即可達成，在國際貿易緊張及國際治理體系減弱的狀態下，國家之間應共商氣候對策，以共同轉型至低碳經濟。
（二）碳稅及補貼：目前許多低碳產品未將外部成本納入，76%的排放沒有訂出碳價，化石燃料退場的補貼也不足，這些措施必須一併考量，以將改革所造成的社會成本降到最低。
（三）對綠色研發提供誘因：再生能源技術必須克服技術的極限，以取代現在占8成的化石能源，稅制誘因或公共投資可以有效促進技術的研發。
（四）綠色公共採購：以公共採購或訂定獎勵標準來鼓勵創新的綠色產品，避免既有產品與生產流程產生鎖死效應。

二、共享繁榮、成長與競爭力
過去數十年來，高生產力領域的低技能工作因為全球化，逐漸從已開發國家流向開發中國家與新興國家，隨著國家經濟起飛，不平等的現象也越來越劇烈，而且這種現象在2000年後更加明顯。技術的進步加上市場過度集中、公私立部門對於促進生產力的投資減少、機會不平等限制社會階級流動、經濟成長停滯等因素，促成低技能工作需求不成比例地減少，而獨厚高技能工作。特別是機會不平等將造成人才無法發揮最佳效用，阻礙人力資本的成長，進而影響國家競爭力。從GCI指數與機會不平等指數的關聯性來看，機會平等確實與國家競爭力相關，其中丹麥是機會最平等、競爭力又高的國家。因此政策介入的建議包括：
（一）提升社會機會均等：機會平等、收入平等及經濟成長具有循環關係，受教育與健康照護的機會平等，精英制度下取得公平且尊嚴的就業機會，在社會安全網公平照顧下，才能讓社會共享繁榮。
（二）採取公平競爭：以反壟斷政策及減少進入障礙等方式，讓社會大眾均能平等享受創新的成果，包括價格公平以及限制贏者全拿等傷害社會經濟發展的商業模式。
（三）根據社會保護結構調整稅制組成：在不影響生產力以及經濟活動情況下，根據收入調整稅制，對收入頂層者課以較重的稅率。至於公司稅則須要考慮國際稅制結構，特別是在無形資產日益重要的數位經濟之下，必須將跨國利潤轉移等效應考慮在內。
（四）提高對競爭力有助益的投資與誘因：例如交通運輸、教育或創新等基礎建設，才能刺激生產力成長、促進就業並擴大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