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經濟前景的普遍惡化可能造成尋求發展目標的阻礙
廣泛且活躍的全球經濟對於實現「2030永續發展議程」非常重要。由於長期的貿易爭端及廣泛的政策不確定性，世界經濟在過去一年嚴重惡化，可能阻礙多項在永續發展目標的努力，像是減貧、增加合宜工作、乾淨能源的普及與可及性。世界總產值在2019年降到2.3%，是從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表現。在不平等現象普遍存在及氣候危機日益嚴重情況下，總產值增長放緩，對經濟成長中社會和環境品質的不滿也越趨增加。縱使全球貿易緊張局勢在某些方面有所緩和，但復發的可能性仍然很高，因為這些爭端背後的重要問題尚未深入解決。在潛在阻礙不會實現的假設下，儘管政策不確定性將影響投資計畫，但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將溫和成長至2.5%。

二、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造成全球投資和出口的損失
關稅上升以及全球貿易緊張局勢的上下震動，加劇政策不確定性，也大幅削減投資，並使2019年貿易成長降至0.3%，為十年來最低點。美國與中國的雙邊貿易大幅下降，國際供應鏈受到嚴重破壞。對於依賴跨國生產的全球電子和汽車業打擊甚為嚴重。因應關稅上升，企業紛紛從不受關稅上升而直接影響的國家進行採購，部分企業因而在全球出口市場中受益。許多未完全融入全球貿易網路的最不發達國家（LDC）相對不受貿易爭端的影響，與大多數國家相反，大部分最不發達國家在2019年的GDP是加速成長的。

三、貿易緊張局勢已與金融脆弱性密不可分
威脅經濟穩定性的風險正影響著世界經濟，在已開發經濟體長期寬鬆貨幣環境以及一些新興經濟體的信貸快速增長的背景下，高度債務普遍存在。債務程度的提升不僅帶來金融風險，還會降低經濟體對經濟衝擊的抵禦能力，在經濟活動進一步惡化的情況下造成脆弱性。貿易緊張局勢的升高可能與這些脆弱性緊緊相連，如果這些金融脆弱情勢引發投資者進行安全投資轉移（flight to safety），進而導致美元升值及開發中國家貨幣條件收緊。隨著家庭與企業難以分期償還債務、破產率上升和信貸條件趨緊，可能引發混亂的去槓桿化過程及資產價格大幅調整。

四、貨幣政策達極限，進一步放寬可能加劇風險
過度負擔的貨幣政策已證實不足以刺激投資，在許多國家，融資成本對投資的抑制作用小於不確定性及缺乏商業信心對投資的抑制。近期累積的全球債務大部分已轉移到金融資產中，而非用於提高生產能力，說明了金融部門與實際經濟活動之間令人擔憂的脫節。負收益主權債權的強烈需求，顯示許多投資者較願意承擔小量損失，而不願進行生產性投資，這表示投資者對未來經濟成長持非常悲觀的看法。短期內無跡象顯示投資將有重大復甦，中期來看，生產力將保持疲軟。然而對貨幣政策的過度依賴將提高金融穩定性的風險，低全球利率和充分的流動環境導致低估風險、堆高資產價格以及鼓勵全球債務增加。長期的寬鬆貨幣政策可能加劇金融失衡。

五、風險仍嚴重傾向不利的一面
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溫和反彈，是取決於以下假設：貿易緊張局勢和關稅問題不會加劇、英國脫歐的結果包括英國與歐盟未來關係的透明架構、地緣政治摩擦不會升級、金融穩定的風險仍得到控制以及防止災難性氣候衝擊惡化。任何微小偏差都可能降低2020年全球成長率，而任何不利風險都可能加劇其他風險，進而造成嚴重和長期損害，對實現2030年永續發展目標的前景構成相當大的威脅。

六、需要更平衡的政策組合
對於過度擴張的貨幣政策，需要採取更加平衡的政策組合。儘管各國央行對全球前景惡化做出迅速反應，但通常沒有將財政政策充分利用為反循環工具（countercyclical tool）。由於利率處於歷史低點，那些擁有充足財政空間和急迫公共需求的政府應利用當前有利的融資條件。但高債務與龐大的政府赤字限制了政府採取刺激措施的空間。由於在許多國家以財政及貨幣寬鬆措施來補償經濟放緩的成效有所限制，凸顯出決策效率的重要性。為實現包容性經濟發展，須將短期目標轉向長期計畫。財政政策的設計，應將結構性轉變與勞動力市場措施、商業和金融法規、高效的社會保護系統及投資激勵措施謹慎結合。刺激經濟成長的同時，須要採取平衡的政策方針來邁向更大程度的社會包容、性別平等以及環境永續的生產和消費。

七、國家政策必須輔以更有效的全球合作
許多各國面臨的發展挑戰是全球性的，無法僅靠國內結構性政策來解決，必須透過有效的國際合作來補足國家政策。隨著全球經濟平衡從歐盟、美國和其他已開發國家轉移到中國、印度和其他開發中國家，全球經濟決策權也在轉移。全球的合作機制須識別這種不斷變化的平衡，同時讓少數族群的聲音被聽見。

八、GDP數值已非經濟成長品質的關鍵面向
GDP廣泛用來評估經濟繁榮與表現，但無法顯示出國家內部收入分配的情況、經濟活動對自然資源和環境的影響，或是人民在教育、健康或人身安全方面享有的生活品質。由多個面向來看，全球福祉持續地遠低於目標、嚴重的衝突仍然存在、氣候危機正在加深、遭受糧食不安全和營養不良的人數正在增加，人們漸漸意識到收入、教育、健康和機會方面的不平等是社會歧視的基礎。全球都有呼籲變革的聲音，反映出大家對目前經濟、社會和環境的成長品質愈來越不滿。

九、朝向高生活標準的進展停滯不前
按人均計算，預計到2020年全球經濟成長將成長1.5%。許多開發中地區的GDP成長將適度的加快，預計東非和東亞的收入將快速成長。然而，1/5國家的人均收入將會停滯或下降，1/3依賴商品的開發中國家，平均實際收入低於2014年的實際收入。

十、將更依靠解決不平等問題來達到減貧的目標
過去幾十年來生活在極度貧窮的人口比例一直在穩定且顯著的下降，主要歸功於中國和印度的成功經驗。然而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及西亞的部分地區，極端貧窮人數是提升的。如果要在減貧保有持續性的進展，需要大大提高生產力，並致力於解決不平等現象。在不平等現象沒有大幅減少的情況下，想要在非洲非最不發達國家減貧，需要人均收入年成長率為8.7％，而過去十年間的人均收入成長率僅為0.5％。

十一、氣候對人類構成的風險日益增加，而許多當前的政策行動缺乏長遠眼光，加劇了全球風險
處理氣候危機的行動須列為政策組合的一部分，遏制全球暖化需要強大的政治意願，並充分部署所有可用的政策工具。溫室氣體的排放與經濟活動之間的連結，須以改變能源結構來達成。氣候風險持續地被低估，導致缺乏長期願景的決策，擴大了對碳密集型資產的投資，使環境目標極度難以實現。

十二、許多國家將從能源轉型中受益，但成本和收益將不對等
邁向使用更乾淨能源的能源結構轉型，不僅能帶來環境效益，也能帶來經濟效益。舉例來說，沉重的化石燃料進口商將從當地再生能源的發展中受益，進而改善能源供應的安全性和外部平衡。能源結構轉型對低碳技術所用資源的需求增加，自然資源像是陽光、風和水力的價值提升，進而增加保護森林等碳匯（carbon sinks）擴張的支持。全球能源的轉型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是深遠的，然成本和收益在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分配極度不平均，必須透過合作協議來確認和解決差異，以確保公平轉型。

十三、緊急行動可以加快實現能源相關永續發展目標的進度，而行動的延遲將使成本大增
與能源系統同調於全球氣候保護、能源普及和乾淨空氣的目標世界相比，當今世界仍差一大截。相關的政策需要政治上的優先考量及大眾的支持。碳排放的減少需要技術改革來提升能源效率、行為改變以促進節能與擴大碳匯、進行能源轉型所需的基本設施與技術投資，以及碳捕集與封存技術的開發與部署。所需花費的成本隨採取行動的時機而改變，越晚採取行動，將造成最終成本明顯增加。聯合國會員國宣布了下一個十年的行動，以期到2030年可以實現永續發展目標，其中在能源轉型方面，實現快速進展在議程中占據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