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農業對環境的破壞一直是全球重要議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二十多年來持續追踪農業部門對環境的影響，針對60多個農業環境指標 (agri-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AEIs) 收集資訊，近年範圍已從歐洲擴大到世界各地，如阿根廷、巴西、澳大利亞、中國、印度、菲律賓、俄羅斯和越南等。該報告使用2015年OECD農業環境指標概要 (Compendium of Agri-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發布的數據，分四個章節總結至該年底的農業環境績效，章節中分別涵蓋一組針對性指標，除說明這些指標的趨勢外，還使用計量分析確定趨勢的驅動因素，並在章節最後選定案例進行討論，透過案例的經驗教訓可以協助未來成員國在制定改善農業部門環境績效的對策。製定一套全面性的農業環境指標存在困難，因為各國在建立衡量指標的方法上有所不同，為此該報告著眼於長期趨勢，採用國家層級數據和文獻中證據減少其差異。

第一章分析OECD國家農業土地利用、農藥銷售和農地鳥類生物多樣性指標的最新趨勢，並分析三項指標間的聯繫以及農業環境政策對其影響，案例部分討論瑞士如何解決農地生物多樣性的問題。證據顯示農業發展確實造成全球農地生物多樣性下降，例如農藥的使用會導致環境中毒素增加、養分富集以及土壤和水質酸化，進而對生物多樣性產生負面影響。過去30年，許多熱帶國家80%以上的森林砍伐是出於農業目的，而這種農地擴張所帶來的單位產量極低，對全球糧食生產幾乎沒有貢獻，但對於生物多樣性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土壤退化等環境影響卻是非常巨大。糧農組織在2018年預估未來十年為滿足全球糧食需求，農地和自然地區的生物多樣性將持續受威脅，並以每年1%的速度減少，農業集約化是生物多樣性下降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數據指出大多數國家的農業用地在2002至2014年快速減少，減少幅度遠高於1992至2004年。從2004年到2015年，流失的耕地主要轉變成樹木覆蓋區 (約占51%)，其次是建築物和道路 (約占37%)。而流失的草地主要轉變為稀疏的植被區域 (約占49%)，其次是樹木覆蓋區 (約占28%)，農業用地的減少並未影響農作物產量，反而持續成長。農藥銷售部分，2011至2015年OECD國家平均銷售量為每公頃0.93公斤，其中以義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單位土地農藥銷售量最大，是整體平均的四倍。殺菌劑 (fungicide) 是最廣泛使用的農藥，占所有農藥銷售量37%，其次是除草劑 (herbicides) 占32%和殺蟲劑 (insecticides) 占13%，在義大利、葡萄牙和斯洛維尼亞，殺菌劑占農藥總銷量的60%以上。2002至2014年、農地鳥類生物多樣性在受監測的國家中幾乎都是下降趨勢，唯獨瑞士和拉脫維亞除外，比利時、加拿大、丹麥和法國等則是能夠減緩下降速度，其他國家如捷克、愛沙尼亞、芬蘭、荷蘭、挪威和瑞典下降趨勢最為明顯。

OECD國家已經採取政策措施來應對農業集約化對環境的影響，其中一種手段是使用農業環境支付，旨在向農民提供獎金以提倡環保農業，透過這類政策可以減少農藥投入、改善野生動植物棲息環境、防止土壤退化並提高未耕地的生態品質，為農地鳥類提供友善的生存環境。

瑞士在保護生物多樣性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是建立生物多樣性推廣區 (Biodiversity Promotion Areas, BPA)，BPA的目的是為植物和野生動植物建立良好的棲息空間，政府規定農民需預留其農地的7%作為BPA，BPA內禁止使用肥料、化學防治和覆蓋 (mulching)，並定期實施割草。

第二章從OECD農業環境指標數據庫中總結氨和溫室氣體排放指標的最新趨勢，案例部分討論紐西蘭如何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強度。農業活動會透過排放氨和溫室氣體影響空氣品質，農業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占全球溫室氣體總排放量10至12%，其中有近40%來自反芻動物的消化過程，30%來自農業土壤，其餘30%來自水稻種植、生質燃燒和肥料管理。

OECD地區的農業溫室氣體排放量從2003至2005年期間的1.32 Gt二氧化碳當量增加到2013至2015年的1.35 Gt，該期間的年均成長率為0.2%，而1993至2005年期間的年均成長率為-0.02%。數據中只有5個國家顯示負成長，分別是希臘、以色列、義大利、西班牙和英國，其成長率低於-0.5%。排放總量中有六個國家的份額高於15%，分別是丹麥、法國、愛爾蘭、拉脫維亞、立陶宛和紐西蘭。OECD地區的氨排放量在2003至2015年期間有所減少，主要歸功於1999年的哥德堡議定書 (Gothenburg Protocol) 為2010至2020年的四種主要污染物排放制定上限，氨便是其中一項。

紐西蘭雖然是OECD地區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占比最高的國家之一，但其單位產值溫室氣體排放量卻是下降幅度最大，考慮到農業在紐西蘭經濟中占比很高 (7%)，以及畜牧生產方面的專業化，這是一項令人意外的結果。從1990至2015年，紐西蘭農業溫室氣體排放強度下降34%，主因是政府建立專門機構和研發資金減少排放，該國有領導全球農業溫室氣體研究聯盟，旨在56個成員國之間共享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知識和專長，紐西蘭的研發機構與農民和工業界密切合作，開發具有經濟效益的緩解技術和解決方案。

第三章分析OECD國家養分均衡趨勢，案例部分討論韓國在處理養分過剩上的政策經驗。磷和氮是植物生長的必要養分，農作物或牧草生長地區若缺乏這些元素會降低土壤肥力，但過剩則可能導致水和空氣污染。

自1992年以來，OECD國家的養分過剩指標呈下降趨勢，1992至2014年平均氮過剩從85千克/公頃降至67千克/公頃，磷過剩從13千克/公頃降至6千克/公頃，下降速度在2002至2014年期間有所趨緩，且仍有部分國家在過去十年顯示上升，包括澳大利亞、奧地利、冰島、義大利、日本、拉脫維亞、墨西哥、挪威、葡萄牙、斯洛伐克和土耳其。

韓國是該期間氮肥投入量下降幅度最大的國家，原因是該國取消一些不合理的農業補貼，此舉不但提高生產效率更幫助減緩環境壓力。雖然取消肥料補貼成功降低肥料使用量，但韓國每公頃氮過剩量卻仍是OECD國家中最多，每公頃的磷過剩量則排名第二，由於畜牧業的規模不斷擴大，加上農地總面積不斷縮減，肥料管理是當前重要挑戰。2007年通過的牲畜排泄管理和使用法案 (Livestock Excretion Management and Use Act) 有助於促進糞便的回收利用，儘管該計畫起步緩慢，但越來越多的化學肥料開始被可回收肥料取代，減緩由牲畜廢物引起的環境破壞。

第四章報告OECD國家農業部門用水指標的最新趨勢和驅動因素，包括市場發展、基礎設施、灌溉技術和水資源政策，法國的案例研究突顯這些驅動因素的影響。人口成長、城市化和氣候變化使得水資源日益受到威脅，因此水資源管理顯得格外重要，為應對這些挑戰，管理政策必須結合監管和經濟激勵措施，解決經濟、社會和環境目標之間的權衡問題。所有國家都應制定有關用水、分配和定價的機構和法律，以實現保護水質和生態系統的管理目標。

水資源壓力 (water stress) 指標可以反映國家是否能滿足人民基本用水需求，該指標在OECD國家之間變化很大，說明各國在用水量和資源方面的條件多樣性。水資源壓力指標是計算人類在某區域內每年用水量與該區域內可用水量之比例，OECD將其分類為四個等級，若比例低於10%為低度水資源壓力，介於10%至20%之間時為中度壓力，在20%至40%之間為中高度壓力，高於40%則為高度壓力。自2005年以來由於大多數OECD國家總用水量減少，因此水資源壓力指標皆略有下降，處於中高度壓力的國家如以色列、韓國和比利時，中度壓力如法國和德國，也有一些原本中度壓力的國家在這段期間提升為中高度壓力，如土耳其從2005年的19%增加到2013年的22%、墨西哥從16%到18%和美國從19%到20%。

自2005年以來，OECD約有三分之二的國家農業用水量下降，整體來說農業用水量每年下降0.4%，其中以澳大利亞-9.4%、法國-7.8%、英國-5.4%、美國-1.9%和希臘-1.4%最多。相比之下紐西蘭、土耳其和墨西哥的農業用水量增加約1%，德國和捷克的用水量則分別增加13.6%和8.5%，減少農業用水量有助於減輕水資源壓力。

農業用水減少趨勢有許多可能原因，如灌溉面積變化、作物結構改變、氣候變化以及水費調整等。一些OECD國家已實施重大政策改革促進更有效率和永續利用的農業用水方式，其中以澳大利亞的水市場系統 (water market system) 聞名國際，最近法國將水資源管理權限下放至當地的集體管理團體 (Collectiv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以提高水資源的效率和共享。在2000年時大多數OECD國家其農業用水價格仍遠低於水資源的營運和維護成本，因此在農業用水方面的監管就相對重要，部分國家仍缺乏有效的地下水法規。

過去十年法國在減少灌溉用水方面的成效有目共睹，年均減少約8%，研究發現該期間全國平均降雨量相對高於往年，氣候條件的改變對減少灌溉用水方面或多或少造成影響。但最主要原因還是灌溉部門農作物結構的變化，15年前玉米是主要灌溉作物，面積從2000年的780,923公頃減少到2010年的645,995公頃 (下降17%)，同期間其穀物灌溉面積，如小麥、水稻和高粱則從96,351公頃擴大到273,298公頃。由於玉米平均每公頃消耗的灌溉水量比穀物來得多，且穀物灌溉通常是在雨季土壤水分充足時進行，灌溉作物組合的變化有助於減少農業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