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在全球所有最有活力且創新的經濟體中，美國為最大的經濟體，其規模十分可觀，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中，為成長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的資料顯示，美國2015年的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為17兆9,378億美元，當年美國人口數為3億2,276萬2,018人，人均收入則為5萬4,353美元。除此之外，美國在軟體、生物科技、製藥、航太等領域亦位居全球領導地位，在創新與創業部分也呈現高度發展。

二、活躍的創新系統
創新與商業的高度發展須仰賴政府對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領域的大量與持續投資，並且透過私部門更大量投資強化之。另外，這些投資成果藉由支持性的國家創新系統（supportiv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持續推展，創業型大學（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 由教職員與學生形成創新氛圍，進而發想出新點子，有助於支持性的國家創新系統的發展。

最終，這些創新的創業家們即可從多種管道獲得將點子轉化為商品或服務的初期階段資金，另一方面，市場也能更具有競爭力，對於新的、有時甚至是破壞性的技術亦具有更大的包容性。相應的支持性政策架構，例如破產法（bankruptcy laws）；接受新技術的意願、創業資金的有無、以及良好的經營管理都是企業能否在全球市場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因素。

簡而言之，即便現正面臨諸多挑戰，美國的創新系統仍然是全球最強大的體系，它強烈依賴國內研究型大學、強而有力的智慧財產體制（intellectual property regime），數個任務取向的研究單位與發展已久的金融市場，以及具有勞工法、破產法與財稅法的完整架構。總體而言，這些組織與政策持續為全球所面臨的健康、能源、安全和環境議題發展創新的應對模式。

三、群集發展（Cluster Development）
智慧專業化（Smart specialization）並非現今美國政策制定的關注焦點，在這個階段智慧專業化尚未被美國仿效。在此份報告的主要章節中談到，歐巴馬政府效法德國弗勞恩荷弗風能及能源系統技術研究院（German Fraunhofer Institutes），建立一個以合作研究機構為中心的群集（cluster），這些研究機構擁有發展新製造技術的集中式設施，像是寬能帶半導體（wideband semiconductors）、先進金屬合金（advanced metal alloys）、智慧型紡織品（smart textiles）與數位製造（digital manufacturing）。美國的群集發展更跳脫國家層次的框架，延伸至區域層次。舉例而言，在紐約的奧爾巴尼區（Albany New York）是全美最大的奈米科技（nanotechnology）群集，它不靠聯邦政府資助而成功發展了超過15年，時至今日該群集已是全球公認的奈米研究與半導體製造的核心。

四、國際合作
美國在全球科學領域中扮演核心角色，其研究產出無論在質或量皆有相當傑出的表現，在頂尖的研究與出版發表中更是大幅領先其他國家。再者，由於其國家實驗室和頂尖大學擁有各式優異的研究設施，因此美國亦為世界各國積極爭取的研究夥伴。許多國際合作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在歐盟與美國合作方面，通常透過美國大學和實驗室的科學家和其歐洲同僚的合作產生。從研究出版品共同寫作件數增加來看，國際研究合作的比例確實大幅成長。誠如上述，美國與歐盟成員國基於共同利益而在眾多議題的研究上攜手合作，例如電動車、再生能源、傳染疾病與國家安全等。國際合作同時面臨國家優先事項及能力的競逐、如何在各方貢獻取得平衡、維護共同利益與成果等各種結構性挑戰。

五、結構性挑戰
儘管美國的創新系統擁有相當多優點，但卻不代表它完美無缺。舉例來說，該系統正面臨公立大學的支持以及國家研發經費持續減少的窘境，但是近期的預算協議為研發經費漸少的情況帶來一線曙光。此外，其他的結構性問題還包含了對於移民的政治禁令使人才庫的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對於政策圈的優勢及全球競爭的生態理解有限；同時美國也透過許多政策方面的努力補足製造業及職業訓練領域的弱勢。此研究報告探討並分析美國創新系統的各項優勢、劣勢及現行趨勢，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對於政策制定與現存創新系統支持程度的影響之大自不待言。

六、結論
綜上所述，美國長久以來都有著能成功應對結構性挑戰的歷史，其中的關鍵在於政策制定者與關鍵選民必須洞察這些挑戰的重要性。誠如報告所提，目前最主要的問題是現狀針對美國在世界中的地位的政策討論，而這將成為投資基礎建設、教育及研究領域的阻礙。即使大眾已漸漸認知到因應全球挑戰（如健康、能源、環境與安全等）的重要性，「削減政府支出與債務」以及「為未來的知識與能力投資」兩者之間的權衡確實仍是個難解的問題。或許美國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重新建立起國民的共同目標及理想、相互妥協，使政府成為服務當代與下一代更好且更有效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