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本經濟成長已復甦
過去四年間，日本的人均產量已漸漸趕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區域的產量。創造就業與薪資上漲是近期日本經濟成長加速的主因。在勞動力短缺和企業獲利佳的背景下，勞工所得跟著提升，政府的財政方案也推波助瀾了2016年至2017年的經濟成長。然而，國內商業投資卻因人口下降的疲弱經濟成長預期而減少，基本通貨膨脹率（underlying inflation）仍趨近於零。儘管日本的經濟成長已有復甦跡象，但依然須克服兩大難題─「創新高的政府公債比率」與「工作人口急速減少」。為了維持人均產量成長並且設法減少債務比率，如何確實執行安倍經濟學中的安倍三箭（three arrows of Abenomics）勢必為關注重點。

企業間的勞動生產力分散限制了包容性成長（inclusive growth）。雖然主要的結構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s）已列入安倍三箭付諸實行，但日本的勞動生產力仍舊比OECD半數國家的勞動生產力少了近四分之一。企業進出場機制的障礙阻擋了創新企業的發展，並且將勞動力與資本困在低生產力的經濟活動當中。再者，服務業與製造業以及領導企業與落後企業間的生產力落差亦日漸加劇，導致薪資及所得的不平等。值得注意的是，勞動市場的兩極化（dualism）也愈來愈嚴重，非正式勞工（non-regular workers）占了就業人口的38%，這些勞工薪資低且訓練不足，連帶提升了整體社會貧窮率。這樣的兩極化對女性族群影響尤其深遠，不只強化了不平等現象還抑止生產利成長。

二、 政府公債占總體GDP比重愈來愈高
2014年透過調高消費稅率與抑制支出讓2014年至2015年的原始赤字（primary deficit）降低。儘管如此，政府公債比仍呈現上升趨勢而且預期原始赤字可能會持續至2024財政年度（FY 2024）。政府債券收益率目前將近零，一旦收益率上升便可能使財政永續性出現危機。另一方面，人口結構急速老化使得支出負擔更加沉重，原本就已經消耗大量資源的老年人口需要更多金錢，一併引發世代分配與世代正義（inter-generational fairness）議題的討論。由於長期照護（long-term care）的負擔讓健康照護支出成為OECD區域的第八大支出項目。再加上日本的稅收低於OECD國家之平均，反映出極低的增值稅稅率（value-added tax rate）以及日本個人所得稅收相對不足的窘境。

三、 支持產出成長
儘管日本的勞動市場條件是近25年來最差的，但勞工薪資水準卻仍不見提升，其國內薪資的最小值相對於薪資中位數是OECD國家中最低的國家之一。
整體消費物價通貨膨脹率（headline consumer price inflation）於2016年幾乎降至零，降低了通貨膨脹率期望值，對薪資情勢產生負面影響。因此，應提升最低薪資到薪資中位數的一半並且減少企業的無薪加班。在考量成本與風險的情況下，貨幣寬鬆政策應按照計畫繼續維持直到通貨膨脹率升到2%以上。

四、 刺激就業與生產力以促進包容性成長
雖然日本的女性勞動參與率（labour participation rate）已有提升，但女性的整體就業率卻仍然比男性少17個百分點，反映出兒童托育及照護資源不足、工時過長以及性別薪資差異的鴻溝。
相較其他國家而言，日本企業之間生產力及勞工所得的差距較大，而且該差距仍持續擴大中。此外，日本企業的進出率遠低於其他先進國家，創業家總數亦不多。日本的新創企業傾向維持在小規模而非擴張和達到經濟規模（economies of scale）。
再者，正式勞工與非正式勞工之間的薪資差異是的薪資分散（wage dispersion）、相對貧窮（relative poverty）、性別所得不均的主因。而缺乏訓練的非正式勞工更拖垮了生產力成長。

五、 實踐財政永續性（fiscal sustainability）
日本的政府債務持續提升到達前所未有的境界，2016年外債占了GDP的219%，為OECD國家中最高，造成信心喪失的風險。即便日本的稅務負擔較OECD平均低但依然趕不上支出速度，稅收和社會移轉與重分配系統效用不彰，無法有效解決所得不平等和勞動人口貧窮的嚴重社會問題。還因為總體經濟政策的失敗而使得年金制度加重了年輕人的負擔。在健康照護方面，日本平均住院時間是OECD國家平均的四倍之多，因此在醫藥方面的人均支出相對很高。

六、 推廣綠色成長（green growth）
日本目標在未來減少2013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的26%。欲達成此目標必須仰賴環境相關稅收、推廣注重能源效率以及使用低碳能源（low-carbon energy）進一步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