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宏觀經濟發展前景
（一）隨著全球金融危機衝擊的消退，政策制定者有較多的空間來解決永續發展的長期問題
過去十年來，陸續受到一系列影響層面廣泛的經濟危機和負面衝擊的打擊，從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開始，接著2010-2012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和2014-2016年全球商品價格再調整等，世界經濟因這些危機伴隨而來的不利阻力而逐漸強大，提供長期問題（像是阻礙經濟、社會及環境永續發展的問題）的政策重新定位更宏觀的看法。2017年的經濟成長率估計達到3%，與2016年的2.4%相比，明顯成長許多，是2011年以來全球成長率最高的一年。勞動力市場指標持續在許多國家獲得改善，全球約三分之二的國家在2017年的經濟成長情形優於2016年。就全球來看，預計2018年和2019年的成長率將穩定保持在3%。

（二）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經濟活動不平衡
雖然東亞及南亞依舊是世界上產品總成長最具活力的地區，整體來看近期世界總產品成長率的加速，主要還是來自一些已發展經濟體。阿根廷、巴西、奈及利亞和俄羅斯聯邦在經濟衰退中出現週期性的改善，約占2016年到2017年全球成長的三分之一。然近期在各國或地區的經濟成長仍然是不平衡狀態，許多地區尚未恢復健康的經濟成長率。很多商品出口國的經濟前景仍然充滿挑戰，凸顯出過度依賴少數資源的國家，其經濟繁榮與低潮週期的脆弱性。不僅如此，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投資的疲軟和生產率成長緩慢，對長期的發展潛力來說隱藏著一大隱憂。

（三）投資環境雖然有所改善，政策的不確定性和債務水平升高卻可能成為投資回溫的絆腳石
投資環境普遍來說有所改善，金融波動小，銀行脆弱性減緩，部分商品及全球宏觀經濟前景較為樂觀。融資成本普遍來說維持偏低，新興市場價差收窄，反映風險溢價下降。這樣的現象支持了新興市場不斷湧入資本，包括跨境貸款增加及發展中和已發展經濟體的信貸成長。在一些大型經濟體中，可以觀察到已經改善的環境支持著生產性投資的適度復甦。全球固定資本的形成為2017年全球經濟活動加速60%的主要原因，改善幅度如此顯著，和異常疲弱的投資及全球投資總額低迷而導致的起始低點有關。為了支持更有力的生產成長與加速達到永續發展目標，需要更穩固且廣泛的投資活動來回響，唯可能因為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提高、主要中央銀行調整資產負債表造成的影響、債務增加和長期金融脆弱性的積聚而有所阻礙。

（四）保護主義將使世界貿易的復甦面臨阻礙
2017年全球貿易回升，當年度前八個月是世界商品貿易在金融危機後成長最快的一段時期。東亞地區進口需求強勁，貿易回升的主因即為該地區需求回升，加上寬鬆的政策措施支援。在幾個主要已發展經濟體中，隨著企業對投資環境的改善做出回應，資本品（capital goods）進口已經反彈上升。近期對於主要貿易較重大影響的調整像是：1. 英國脫歐、2. 美國決定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並重新評估其他現有貿易協定的條款，引起大家對貿易壁壘和衝突可能增加的擔憂。如果其他國家採取報復行動，可能導致更嚴重的後果。由於貿易、投資和生產率成長之間相互強化的關聯性，日益嚴峻的貿易環境可能會阻礙中期成長的前景，有鑑於此，政策應該要側重維護和振興多邊貿易合作，強調服務貿易可能帶來的益處。

二、實現永續發展
（一）平均每人收入成長疲弱，對部分地區的永續發展目標造成阻礙
全球經濟復甦步伐不一，持續引發對實現永續發展目標前景的擔憂，2016年四大發展中地區平均收入下滑，許多國家近期已遭受發展阻礙。預計在2017年到2019年間，中非、南非、西非、西亞、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每人平均國內生產毛額成長可能會遭受進一步的阻礙或是微乎其微的成長，上述地區中，共有2.75億人生活在極度貧困的水平中。這凸顯了解決阻礙永續發展長期結構性問題的重要性，應確保消除貧窮和創造適宜就業機會的目標不會被向後推延。如果不處理這些問題，到2030年非洲四分之一人口可能都會陷入極度貧困的狀態。

（二）支持最低度開發國家（LDC）的成長不僅需要財政資源，尚須在解決制度性缺陷和安全疑慮方面取得進展
在最不發達國家中，僅非常少數的國家可能在短期內達到永續發展目標中的「GDP成長7%」目標，實現這樣的目標需要進行更高度的投資。可能可以藉由不同方式的組合像是國內與國際、公共和私人資金等來調動必要的財政資源，然而在這些最不發達國家中，由於制度上的缺陷、基礎設施不足、高度受到天氣相關的影響和自然災害影響，以及安全和政治不確定性有關的挑戰，阻礙其取得快速進展。必須解決上述障礙，確保可用資金有效地用於生產性投資。

（三）加速經濟成長須伴隨考量環境永續性
經濟成長會增加環境成本，和氣候相關的衝擊發生頻率漸增，反映出建立抵禦氣候變化並遏制環境退化的迫切性。雖然全球能源相關碳排放水平在2013年到2016年之間維持平穩，但GDP成長的回溫可能導致更高的碳排放水平。國際航運與航空的碳排放沒有被納入巴黎協定的範圍，過去25年來這兩項運輸的碳排放量比道路運輸的排放量成長來的快，並且從2013年以來持續上升中。雖然在航運業及航空業的空氣汙染措施都已經強化，但目前的政策還不足以將整體碳排放量降低到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水平。

（四）漸進邁向永續能源
再生能源占新總電量的一半以上，但仍然僅約為全球發電量的11%。中國維持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資國家，在2017年除了中國之外，像是澳洲、德國、墨西哥、英國和美國大規模投入風力發電。在許多國家，特別是非洲，能源供應仍嚴重短缺。現下應透過明智的政策和投資，奠定未來環境永續成長的基礎。

三、不確定性和風險
（一）經濟前景依舊容易受到貿易政策變化、全球金融環境突然惡化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影響
儘管全球金融危機造成的經濟脆弱已經有所緩解，但一些不確定因素和風險卻也一一浮現。政策不確定影響著世界貿易、發展援助、移民和氣候目標，並可能延緩全球投資和生產力的反彈；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上升加劇趨向孤立主義政策；全球流動性過熱加上低借貸成本導致全球債務水平上升，金融失衡提高。許多發展中經濟體，特別是資本市場更開放的發展中國家，維持易受到風險規避、全球流動性無序緊縮和突然撤資的影響。其中像是已發展經濟體的貨幣政策正常化，就有可能引發風險規避。

四、政策挑戰與前進的道路
（一）主要經濟體同步復甦、金融市場形勢穩定以及沒有重大的負面衝擊，提供政策重新定位的機會
儘管還是存在一些風險和不確定性，主要經濟體之間的經濟週期一致性、金融市場條件穩定性和無負面衝擊事件等更獲得大家的注意。隨著經濟環境穩定，政策須重新定位以解決較長期的問題，像是強化經濟成長的環境品質，使其更具包容性，並處理阻礙發展的制度性缺陷。重新定位政策除了應對這些挑戰，更可因為達到目標而產生協同效益包括產生更深遠的投資、更多就業機會和更永續的中期經濟成長。目前投資的範圍像是教育、擴大醫療保健、建設適應環境變遷、提高制度品質以及建設金融和數位包容，將在短期內支持經濟成長和創造就業機會，並加速實現社會和環境目標的發展，提高永續成長的長期潛力。

（二）政策重新定位應包括4個具體領域：增加經濟多樣化、減少不平等、強化金融結構和解決制度缺陷
決策者應該利用當前的宏觀經濟狀態來聚焦這4個具體領域：
1. 首先，高度依賴少數基本商品的國家對經濟多樣化的長期需求須正視，但不能被誇大；
2. 減少不平等可確保永續發展，必須結合短期和長期政策，短期政策包括提高最貧困者的生活水平，長期政策解決機會不平等現象，像是對幼兒發展的投資、擴大醫療保健和對農村道路的投資等；
3. 重新調整「2030永續發展議程」（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和「阿迪斯阿貝巴行動議程」（Addis Ababa Action Agenda），為永續金融創造一個新的架構，宏觀審慎政策可以和貨幣、財務和外匯政策互相協調，透過促進金融穩定和遏制金融風險來達到將短期利潤重點轉向長期創造價值的目標；
4. 治理的疲弱和政治不穩定對實現2030永續發展議程是一大絆腳石，政策應優先將重點放在預防和解決衝突，解決體制上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