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分為三個章節，依序闡述澳洲如何度過金融危機、2017年經濟的概況以及澳洲各區域的經濟發展。

澳洲在二次大戰後實行的高度管制和僵化的經濟政策，無法適應1970年代全球的經濟動盪，使澳洲出現嚴重的經濟衰退。而從70年代末起，澳洲政府引進一系列重大改革，奠定澳洲現代經濟的基礎。2016年，澳洲已創下連續26年成長的歷史記錄。在這段期間，澳洲政府主要實行以下政策：
一、銀行改革：政府對於銀行的管制從80年代起逐步放寬，走向1990年代後的開放與監管並進。
二、浮動美元外匯政策：澳洲政府於1983年起解除匯率管制，採取浮動美元外匯政策。
三、國家競爭政策：此政策包含將「1974年貿易慣例法」的反競爭條款延伸到非法人企業和公營企業、向公營企業引入治理和結構改革，迫使他們變得更加注重商業化並使其面臨競爭性的市場壓力、創建獨立的機構來設置、管理或監督壟斷服務的價格、建立具有自然壟斷特徵的基礎設施、建立第三方核准制度、推出立法審查計畫，藉此評估監管限制競爭是否符合公眾利益。
四、彈性勞動力政策：澳洲的薪資政策在政府與工會的協調中，逐步從中央集權式的統一標準走向個別協商的彈性計薪制，薪資成長與GDP變化緊密結合。
五、結束保護主義政策：向國際打開市場，除了逐年調降關稅，對於特定產業的補助也逐年降低。
六、稅制改革：澳洲的稅制具有許多特色，相對於大多數的OECD國家而言，都是十分先進的。其中移轉支付占GDP的比例很低，但對於最低25%勞工的移轉支付卻相當高；這使得澳洲的最低工資是已開發國家中最高的；此外消費稅則相對較低。

這些相關政策不僅提升生產力，也改善經濟結構。展望未來的25年，本文建議澳洲應在服務業制度、降低貿易成本、改善運輸成本以及優化網路通訊等方面持續改革，讓澳洲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

本文繼而於第二章闡述2016-17年澳洲經濟與各行業的發展概況。整體而言，2016-17年的成長緩和，成長率低於長期的成長趨勢。儘管薪資成長率低，但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最大。各州政府的基礎設施支出使得公共支出大幅增加，這是自全球金融危機後的經濟刺激計畫以來對增長的最大貢獻。由於商品價格上漲，主要商品的出口價格上漲。

澳洲工業的發展，由於礦業投資從歷史新高下降，在礦業繁榮後繼續轉向不同的增長來源。隨著人口高齡化和消費者偏好的變化，社會服務，特別是保健服務繼續擴大。高技術的金融和專業服務行業也為經濟增長做出了巨大貢獻。儘管氣候因素限制了出口量的增長幅度，但得利於出口量的增加，礦業仍展現強勁的增長力度。在農業方面，作物產量創紀錄。

在所有行業的商業發展方面，礦業投資額持續下降；全年商業利潤增長，自金融危機以來首次達到兩位數。隨著行業從投資轉向生產和商品價格上漲，礦業占利潤增長的三分之二以上。另外，小企業和服務業占整體商業活動的比例創新高。

而在勞動力市場方面，勞動力市場情況發展參差不齊：就業人數大幅增加，尤其是全職就業，但工資增長緩慢。失業率在2017年2月達到頂峰，代表勞動力市場剩餘產能在此後被吸收。就業量在大多數行業皆有增長，主要集中於醫療與教育等非市場服務領域。

2016-17年，澳洲的經濟持續維持溫和成長。其關鍵因素在於：消費、出口及共同投資推動成長、服務業持續主導經濟發展、出口值上升、雖然商業投資持續下降，但已呈現反轉趨勢、投資利潤顯著上升、小型企業具活力、勞動力市場復甦等因素。

本文第三章利用4級統計區將國土劃分為88個小的區域，其中46個為都市化地區，42個鄉村地區，並利用新的地區生產總值（GRP）時間序列，探討自2001年以來澳洲經濟在空間上的變化。同時，進一步以人口結構的變化、貿易開放以及行業結構的變化等因素解釋經濟活動集中於某一區域的原因。更進一步探討澳洲的經濟發展集中於主要城市的問題。當經濟發展過度集中於主要城市，將使得經濟未來的發展取決於城市是否得以滿足日益增長的資源需求。

在過去的25年中，澳洲每年經濟成長達3%。但各區域間的發展不一，人口結構、貿易開放程度及產業結構都影響了各地的發展程度。過去15年中，68%的經濟成長集中在都市化地區這些地區的平均成長率為3.2%，與全國平均接近；11%的經濟成長則來自於採礦區域的貢獻，這些區域的平均成長率為5.9%；僅11%的經濟成長來自於其他非採礦區域，這些區域的平均成長率為2.5%，低於全國平均。2000-2001年以來，墨爾本的主要商務區（CBD）的年增長率是維多利亞休謨區（Hume）的4倍。但這段期間的經濟活動轉向礦產豐富的地區，使得這些城市的成長速度高於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