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在古老的傳統認知上被認為應該享有超然的地位，所以科技政策有例外論（exceptionalism）之說，只須要由少數精英決定研究發展的優先順序，而政府只須要提供研究經費即可。但是這樣的作法常常導致科學研究與社會需求脫節，在現今知識經濟時代已經不適用。由於科技創新是當代社會發展的骨幹，金融風暴後，新興經濟體快速崛起，導致全球經濟重心的移轉，世界經濟在變動下逐漸朝向多極化（multi-polar）發展，西歐、北美以及日本的領導地位因而備受挑戰。

瑞士多年蟬聯創新排行榜的榜首，在知識經濟與全球化的衝擊之下，在科技政策與科技外交也產生很大的變革。自1952年至今，可大致將瑞士的國際科技政策區分為4個時期：第一期為1952至1973年，策略以參加歐洲的地方型或個案型研究計畫（research projects）為主；第二期為1973至1990年，以參加較高層級的歐洲研究方案（research programmes）為主；第三期為1990至2004年，以第3國家身份參與歐盟架構計畫；第四期為2005年至今，與新興國家及開發中國家合作全力投入歐盟架構計畫。

為因應國際化的科技政策，瑞士無論在組織或法規架構、研究方案及科技外交上都有很大的變革。在組織變革方面，由於瑞士是聯邦制國家，政府雖肩負推動科學研究和創新的責任，但是各州享有高度自治權。2012年修訂「研究與創新促進法」（Research and Innovation Promotion Act, RIPA），將聯邦政府從單純的促進科技研發的推動者角色，擴展為整合教育、科技研發與技術創新的管理者角色，以確保政府的研究與創新資金能夠有效的運用，同時可以監測、協調各研究機構間的合作情況。

2013年新成立的聯邦經濟教育與研究部（Federal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ffairs, Education and Research, EAER）轄下的教育、研究與創新事務秘書局（State Secretariat fo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SERI）為瑞士聯邦政府管理科研與創新的主要部門，除掌管統合國家各單位科研活動，並分配教育、研究與創新資源。同時也提供資金給瑞士國家科學基金會（Swis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SNSF），作為補助基礎的科學研究，並設有科技政策諮議單位「科學技術委員會」（Swis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SSTC，現在改為瑞士科學委員會SSC）。同時也新賦予SERI從事科技外交、國際倡議等新任務。
除了組織改造以外，在研究方案也推動雙邊合作研究，包括2004-2007年的中國合作研究與2005-2007年的印度合作研究。2012年SNSF與瑞士發展與合作署共同推動十年全球發展方案，將觸角延伸到非洲、亞洲及拉丁美洲國家。在科技外交方面還積極建立教育、研究與創新的外部網絡，包括科學委員網絡以及瑞士科技領事網絡—瑞士科學中心或稱瑞士屋（Swissnex House）。此外，EAER積極參與國際協議，也在聯邦層級參與國際策略，如國際ERI策略等。透過國際合作，共同研究與發表論文與專利的機會大幅成長，人才交流的機會亦成長許多，使得過去的人才流失（brain drain）演變至今為人才流動（brain circulation）。

檢視瑞士傳統的科技政策是採取由下而上的模式，缺乏中央主導、由上而下的重點發展，對於全球挑戰也是採取被動因應策略，在國際競爭環境瞬息萬變的未來略嫌不夠積極主動。因此報告最後提出四大策略議題以及待討論的問題：
一、科技支出：國家在預算支出的統計資料是科技政策重要的一環，但是瑞士對於國際合作與科技外交缺乏相關統計數據。衍生的質疑是用在國際合作創新研發與科技外交的經費究竟有多少，由哪個項目支出，以及決定投資的流程與委員會為何。

二、政策設計：良好的政策循環是議程設定、政策規劃、決策、執行以及政策評估。瑞士過去較著重在決策與執行，缺乏前期的規劃以及後期的評估。衍生的質疑是在國際科技政策各階段的參與者以及政策工具為何，何種政策流程與委員會才足以因應國際變化與新興的商機。

三、複雜性：未來國際情勢越趨複雜，必須要以較高的高度主動出擊，設法掌握不確定性，才能繼續鞏固瑞士在創新版圖的龍頭地位。衍生的質疑是必須設計何種新的政策工具、程序以及議程才足以因應國際挑戰。

四、政策資源：隨著國際政策的複雜性升高，亟需新的素材與財務支援來完成政策循環，過去執行的科技外交效益也須要加以評估。衍生的質疑是究竟何種資源是必要的，以及這些資源的取得方式。